雕版印刷术：珍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史上，为印书而雕的木版与纸张结合的一刹那，人类历史从此涅槃重生。印本书进入人类文明的历程，文明不再混沌。

　　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当初将二者结合的智者们姓甚名谁。但我们知道，他们是中国人，是我们的祖先。

　　著名学者白化文先生对书版曾有一比，“中国古籍，除了抄录出的钞本以外，全是发明印刷术的中国人应用刻本、活字本、木版水印本等印出来的，中国印刷术及其书版，应该说是中国乃至东亚等某些国家的印本书籍的母亲”。

　　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将古籍版片纳入常规申报，这不啻一个迟来的邀请，约我们就此踏上古籍寻祖探亲之路。

　　雕版印刷，辉煌文明

　　溯文明之河而上，我们今天仍然在寻觅雕版印刷的源头。考古发现、科学研究延伸着人们的视线，我们正在知道并期待还会更多地知道在中古发生的有关雕版印刷的事情。

　　由印章、墨拓石碑到雕版，再到活字版，在版料上雕刻图文径行印刷的技术这样一路走来。这足印，是世界印刷术婴儿期蹒跚学步留下的痕迹。

　　有关研究表明，大约在公元3世纪，我国就已经具备了规范的文字、成熟的雕刻技术、物质材料及图文转印术。这一切，无疑为雕版印刷的诞生铺就了温床。隋唐文化繁荣发展的社会需求，遂使雕版印刷术应运而生。
　
　　关于我国古代雕版印刷，主流的说法是其发端于唐，奠基于五代，兴盛于两宋，延袤于元明清，至民国而式微。

　　1966年在韩国发现雕版陀罗尼经，刻印于 704—751年之间，为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携走、现收藏在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的唐咸通九年（868）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其随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而呈现于世，再现了千余年前中国唐代印刷术的精湛技艺与迷人风采。

　　9世纪时，中国雕版印刷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旧唐书》上的一条记载，为人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大和九年十二月，唐文宗下令各地，不得私自雕版印刷历书。由此可以想见，当年民间刻印历书的风行。否则，皇帝何以要亲自采取整治行动。

　　五代时期，不仅民间盛行刻书，官府也大规模刻印儒家书籍。自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起，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前后22年刻印了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两部。

　　宋代雕版印刷更加发达，技术臻于完善，尤以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四川的成都刻印质量为高。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张从信在成都雕刻全部《大藏经》，费22年，计1076部，5048卷，版片达13万块之多，是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书。

　　元、明、清三代从事刻书的不仅有各级官府，还有书院、书坊和私人。所刻书籍，遍及经、史、子、集四部。

　　在中国雕版印刷光辉灿烂的历史中，彩色套印技术呈现的瑰丽，让任何文字描述都黯然失色。北宋初年，四川就流行用朱墨两色套印的纸币。14世纪时元代中兴路（今湖北江陵）用朱墨两色刊印的《金刚经注》，是现存最早的套色印本。到16世纪末，套色印刷广泛流行。明代万历年间的凌、闵两家都是擅长套色印刷术的名家，清代套色印刷技术又得到进一步提高。这种套色技术与版画技术相结合，便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套色版画。明末《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都是古版画的艺术珍品。
　　
　　现在我们仍然可以亲眼目睹的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是雕版印刷王冠上的珍珠。源于雕版印刷的这一技艺，运用极精确的表现手法，毕肖原作，几可乱真。荣宝斋制作的木版水印画中最著名的要数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复制过程历时8年，雕刻木版1667块，套印6000多次，使用了与原画完全相同的材料和珍贵颜料。荣宝斋曾流传一段佳话：上世纪50年代，荣宝斋的经理把著名画家齐白石请到店中，在他面前挂出两幅《墨虾》，告知其中只有一幅是他的真迹。老人端详了许久，最终摇着头说：“这个……我真看不出来。”

　　雕版印刷术是珍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印刷术古老的技术源头。它为人类的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便捷的手段，中华民族因它的馈赠，拥有了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

　　雕版印刷的历史，让每一个中国人自豪之情澎湃。随着人类认识自身能力的进步，我们对中华民族历史上为人类作出的贡献有更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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