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全国政协召开第52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为“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建言。参会的大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和领域内学者,但既不是委员、也不是学者的秸秆造纸企业董事长李洪法却成为会场的焦点。

“一说造纸,在中国、在世界上都说是污染企业,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秸秆综合利用企业,排出的污染物都比我们企业多。”李洪法的发言一开始就引起了俞正声主席的注意。

“你一年收多少秸秆?”

“收集储运怎么办?”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

在李洪法短短几分钟的发言中,俞主席不时发问,与其互动多达10多次。会上,李洪法晒出了自己的秸秆综合利用循环经济模式,并告诉大家:“美国要出高价买我们的秸秆造纸技术,我没卖。”

他的话在一些与会者心里种下了一个疑问:他的秸秆综合利用模式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7月中旬,记者带着同样的疑问,来到李洪法的泉林集团所在的山东聊城市实地采访,期待找到真实的答案。

■收储应该不是问题

在华北平原的中部,距离北京约400多公里之处,有一片肥沃的土地,黄河与京杭大运河在此交汇,它就是山东的小麦主产区———聊城。

进入7月,这里的麦收已结束,田里新播的玉米苗也有半米高了,但聊城市高唐县琉寺镇后关村的村民王长印悬着的心却一直没能放下来。麦收时,王长印收集的1000多吨小麦秸秆还堆在自家地里没运走,他和家人得日夜守着这三个巨大的草垛,“不守不行啊,又怕下雨淋湿,又怕夜里失火。”7月15日,王长印站在自家地里对前来采访的本报记者说。

几年前,王长印跟泉林集团签订了秸秆收储合同,收购价是每吨650元,但严重变质的部分得剔除。王长印通过土地流转收集了900多亩地来种小麦和玉米,每到夏收和秋收,他还开着自己的农用机械在附近村落收秸秆,前前后后一年能收3000多吨,一共给他带来50多万元的收入。“王长印赚得可比我多多了。”采访中,泉林主管收储的副总经理宋占勇笑着告诉记者。

和王长印一样,与泉林签了收购合同的茌平县杜郎口镇北街村民杜书民最近也有些紧张,他也是千吨级的秸秆收储点的负责人。“最近雨水多,麦收时间太短了”,在接受采访时,杜书民指着地里的两个秸秆垛对记者说,他和媳妇的秸秆垛也还是管不过来。

每到夏收秋收,中国各粮食主产区的乡镇干部就要到地里去蹲点,严防秸秆焚烧,山东也不例外。但在聊城,泉林这样的秸秆收储“大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政府的禁烧烦恼。

为了从源头上禁烧,聊城陆续建了一批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包括大型秸秆沼气、秸秆气化站、食用菌养殖、饲料等。其中,高唐县、冠县都有了自己的生物质发电项目,每年消耗秸秆数十万吨。而记者从聊城市农委提供的资料中了解到,这些项目消耗的秸秆量远远不及泉林。泉林在全市拥有200多家收储中心,配置了设备和人员,农户将秸秆送到收储中心统一打捆运输。除了聊城,省内的德州、菏泽、济宁等多个地市,以及省外的苏北、皖南等地也都有泉林的收储中心,一年收购量约200万吨。

值得注意的是,泉林选择千里迢迢从外省运秸秆,倒不是因为省内市场饱和。宋占勇告诉记者,安徽省对于秸秆收购实行价格补贴,泉林能享受一亩地30元的补贴,而在江苏,整车合法装载打包好的秸秆运输车,跟运输鲜活农产品一样,免收过路过桥费。宋占勇说,“我们希望国家能参照秸秆生物质发电能源化利用政策,建立秸秆收购补贴制度,并给予秸秆运输绿色通道待遇。”

在聊城,秸秆的原料化利用只占总量的一小部分,聊城市农委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地最主要的秸秆利用方式还是还田。

聊城市农委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市耕地800多万亩,一年实际有效可采集的秸秆大约500多万吨,作为造纸原料回收的占15%左右,约一半左右的秸秆是直接粉碎还田。

秸秆直接还田有利有弊,还田过量,会造成出苗不齐、病虫害多。采访中,聊城市农机局负责人给出了让人担忧的论断:“我市田间秸秆残存已经出现过量了。”

2013年,为减少秸秆还田、鼓励企业收购,高唐县将收割机上的秸秆粉碎刀卸走,收割机统一不粉碎秸秆。据当年的聊城晚报报道,这个做法引起了农民非议。虽然泉林开出的收购价很诱人,比同城的生物质发电厂每吨300元的价格高出很多,但实际落到农民手里的很少,有的农民感觉“合不着”,宁愿将秸秆直接粉碎在地里,节省人力物力。

记者从杜书民口中了解到,以前他们这样的“中介”到村里零零碎碎地收个三五亩,农民一般不会要钱,数量多了,就每亩给几块钱。

在接受采访时,聊城市农机局一位负责人向记者提及了这件“强制卸装置”的往事,他坦承:“仅靠行政干预不行,政府要干锦上添花的事。”

这两年,看到王长印赚钱多,有农民开始跟他“抢”生意,王长印的“战线”拉长了,要跑30多个村收秸秆。这种变化,泉林的宋占勇感受最明显,他告诉记者,王长印们跑村收秸秆时,要求付钱的农户越来越多了。